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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文学界的一股清流《诸子论诸子》
北京师范大学教授,文史学专家学者蒋原伦先生编著的《诸子论诸子》一书成为现代文学界的一股清流。
我作为中青年文艺界的代表人士,深耕媒体20年,博有资历,有些建树。但是对于写书评还是有些陌生,这种陌生不是源于对文学的僵硬,而是深受小视频流量毒害,头脑变得很空洞,木那。
AI写作已经快取代手写,网络文学都不需要动脑,文笔已经超过大部分专业作家。
步入中年,视力已经变得模糊,体力也弱势了很多。但是对于搜狐新闻有好书的邀请,我还是在电脑跟前敲响了键盘。
《诸子论诸子》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好书,当然读这本书起码要有高中以上的学历,不然阅读起来很费力。书中有很多历史典故,历史名言,对于人生开智很有启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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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我就罗列一些书中的经典语录,分享给大家。
关于道法自然
“道法自然”是中国道家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,出自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五章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这一命题体现了道家对宇宙规律的深刻理解,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思考。
道家这一思想与儒家“天人合一”、佛教“缘起性空”形成互补,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中“顺应天道”的深层思维模式。在当代科技文明与生态危机的背景下,“道法自然”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古老而深刻的智慧资源。
笔锋所向,横扫天下
“笔锋所向,横扫天下”是一种极具气势的表达,常用来形容文字、思想或舆论的磅礴力量,强调以笔为剑、以文为刃,通过精神或文化的影响力征服人心、改变世界。
此句若用于今日,恰可呼应“讲好中国故事”的命题——以文明对话替代文明冲突,用包容的笔锋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,方是“横扫天下”的终极境界。
材剧志大,闻见杂博
“材剧志大,闻见杂博”出自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,是荀子对当时某些学派学者的批评,暗指其才能繁多、志向宏大却缺乏系统性,知识广博却驳杂无章。这一评价既包含对博学多才的肯定,也暗含对“博而不精”的警示。
荀子此言犹如一记警钟:才能与知识本身并非美德,唯有用“志”统领“材”、以“道”整合“闻见”,方能在纷繁世界中锚定价值。当代人面对海量信息与多元选择,或许更需“博观约取”的智慧——如苏轼所言:“厚积而薄发,吾告子止于此矣。”
从善如登,从恶如崩
从善如登,从恶如崩”出自《国语·周语下》,比喻践行善道如登山般艰难,滑向恶行却如山崩般迅速。这一警句以自然现象类比人性弱点,揭示了道德修行的本质困境与人性规律。
此句在当代更具现实意义:物质丰裕时代,诱惑形式更隐蔽(如消费主义、数据成瘾),道德攀登需更大智慧。或许如加缪所言:“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”,“登”的过程即是善的完成。
现代文学界的一股清流《诸子论诸子》
仁为天地万物之源,故唯心,故唯识
“仁为天地万物之源,故唯心,故唯识”这一命题,融合了儒家心性论与佛教唯识学的深层思辨,是近代中国哲学试图贯通儒释、重构本体的典型尝试(如谭嗣同《仁学》、熊十力《新唯识论》)。
这一命题的深层意义,不在于其逻辑严密性,而在于展现近代中国哲人在传统崩解之际,如何以“仁”为轴心,吞吐佛学、涵摄西学,奋力重构精神家园。其思想实验的激进性与不彻底性,恰是古今中西碰撞的缩影。今日重审,可将其视为未完成的方案——“仁”或许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万物之源,但作为意义之源,仍是人类应对技术异化、生态危机的重要精神资源。如牟宗三所言:“仁心朗照,方可贞定科技之狂驰。”
大器晚成,大音希声
“大器晚成,大音希声”出自《道德经》第四十一章,是老子以“反者道之动”的辩证思维揭示的终极智慧。这两组概念看似矛盾,实则指向道家对“大”的本质理解——超越表象、回归自然。
老子的智慧早已指明:“大”从不在体积的膨胀,而在回归本质的纯粹;不在喧嚣的证明,而在与道合一的从容。或许正如霍金在《时间简史》结尾所写——“当我们发现完整的理论,它应该能被所有人理解。到那时,哲学家、科学家和普通人都会参与讨论:我们和宇宙为什么存在。如果我们找到答案,那将是人类理性的终极胜利——因为那时我们将真正理解上帝的心意。” 这“上帝的心意”,或许正是老子所言“大音希声”的宇宙韵律。
拔一毛而利天下,不为也
“拔一毛而利天下,不为也”出自《孟子·尽心上》,是孟子对杨朱学派思想的概括与批判,原文为:“杨子取为我,拔一毛而利天下,不为也。”此句以极端化的表达凸显了杨朱学派“贵己重生”的哲学立场,其内涵绝非字面意义的“自私”,而是蕴含深刻的个体生命观与自由意志论。
杨朱的“一毛不拔”绝非鼓励自私,而是以决绝姿态捍卫一条文明底线:任何宏大的“善”都不可凌驾于个体生命的神圣性之上。在算法操控、数据剥削、道德绑架频发的今天,这一思想恰似一剂清醒剂。
或许杨朱的真正遗产,是提醒我们:真正的天下大利,始于对每一根“毫毛”的尊重——因为无数不可让渡的“一毛”,正是文明得以存续的根基。
性命之重,礼义至尊
“性命之重,礼义至尊”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,体现了生命价值与道德原则的辩证统一。这一命题并非直接出自某一经典,而是对儒家生死观、义利观的凝练概括。
“性命之重,礼义至尊”的深层张力,恰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困境——生物性生存与精神性尊严的永恒博弈。儒家通过将礼义植入性命本质(“天命之谓性”),试图弥合这一裂痕。
真正的文明高度,既不在于为保命放弃原则,也不在于为教条牺牲生命,而在孟子所言“所欲有甚于生者,所恶有甚于死者”的慎思明辨中——这或许才是“性命之重,礼义至尊”的终极答案。
发布于:江苏省